日本反战主义的局限与东亚国家间谅解 / 兔主席
前两天看到一日本朋友,见我手里拿着《再见萤火虫》DVD,便问及我对片子的看法。我说,这个片子很好,是名片,对它的称赞非常多,我就不重复了。不过,片中反映的倒是比较典型的日本和平主义、反战主义者比较典型的观念、思维。他于是跟我提及部分日本学生希望播放反战的广岛电影(原爆题材)。要注意,提出播放的都是比较自由派的、和平主义的知识青年,不是右翼之类的,但部分日本学生反对,因认为原爆题材比较敏感,恐令中韩学生不满(或者会出现其它所不能预测的反应,如对方也播放记录片,导致一种不断升级的“较量”)。据一个中东同学说,每一个国际学生都希望看广岛题材的反战电影。我朋友认为这个想法太简单。另外,他认为一些日本同学的想法也太简单,称他们为“自满”的和平主义观。这种观点是,他们认为日本的反战和平主义是能博得广泛理解和同情的,具有广泛感染力的,有普适性的,能缓和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关系。甚至对日本外交来说,还是一种新时代的、以和平为思想内涵的文化软力量。
《再见萤火虫》的思想有一定代表性。再结合昨天观看的HOB原子弹电影《White Light, Black Rain》主要表现在:
一、 强调战争背后的普通群体或个体的痛苦、强调平民的经验及平民的无辜性。折现电影或纪录片非常注重描述个人经验。
二、 对以上一点的进一步发展:这些电影强调、处理的更多的是人与战争的关系。当然,这也正是它们被称为反战电影的原因。
三、 日本战后的原爆题材的一个特点是与对第三次大战密切联系(当时很多人认为即将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)。这一点,由于日本是唯一经历过核打击的国家,对全面核战的特别恐惧可以理解。
东亚其他国家的观众在观赏这类反战电影时,时常会提出以下批评:
首先,认为日本反战电影过度强调日本本身所受的伤害——尤其是原爆问题。我看的大多原爆题材的电影都是从原爆开始,原爆结束。在其他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来看,这样的叙述有明显的局限性:它未能反映战争的全景:日本开始了战争,对它国进行加害,最终自身也受到伤害。从宏观的历史进程角度来看,原爆中的“因”与日本自身有关系。我看到的大多原爆电影缺乏这种历史叙述,不考虑日本在原爆之前的战争罪行。这样的反战片,在我们(东亚其他国家的观众)看来有几个不足,日本强调自身所受的伤害,强调原爆的恐怖性,确实能带来反战主义、和平主义、反核主义。这些反战主义、和平主义并不是假的。至今,和平主义、反核主义在日本社会有非常强有力的社会支持。但对一些东亚观众而言,这种反战主义艺术作品也有缺陷,就是内中对日本自身战争罪行的自省不够。你越强调你自己在战争中所受的伤害,可能越难以认识到你作为加害者的身份。当日本电影说,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,呼吁反对战争,东亚国家的观众会说,你强调自身受害的同时,也因深刻反省自己作为加害者犯下的罪行。一些东亚观众看到日本反战电影大量强调其平民的无辜性、受害者身份时,甚至可能感到某种不安。他们的焦虑是,受害者心理可能淡化日本人对加害行为的反省。
然而,不可否认,日本的不少电影是确确实实的反战电影。Roger Elbert即称《再见荧火虫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之一。反战电影首先要强调人与战争的关系。这个人应该是超越民族、阶层的;普遍的人是普遍的战争的受害者。这种反战电影在日本有很多。
而在中国,更多的电影描述的是我国人民英勇抗争外来侵略者。这里,强调的是一个民族(或一个社群)与另一个民族(社群)之间的彼此斗争关系,是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连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。这样的电影并不是反战电影,而是反对外来侵略的电影。实际上,近代中国有革命的传统,并不反对采用暴力(包括战争)形式,来达到一定的目的。起义、武装斗争、内战(解放战争)都是必要的手段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
针对二战体裁,像中国这样的国家、社会,首先以本民族抵御外民族压迫的角度去理解战争是完全顺其自然的——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土、家园、国民与亲人受到侵略、伤害,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国家与外国的关系。我认为,在这样的情况下,跨越这种思维,将侵略者也理解成受害者是需要一个飞跃的,而且目前似乎并无这种飞跃的条件。
首先,这种飞跃需要我们认同,对方对自己加害者的身份有充分的认识。因此,人们可以批评日本反战电影的是,虽然内中描述普遍人与普遍战争的关系,但是大多电影对非日本国民考虑得不够,甚至很少。这就使其反战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。在我们看来,反省其加害者的身份,是进一步探讨人与战争关系的先决。
其次,我认为,目前世界上的大多人,还是以社群角度来进行思维的;大多人能更容易(或者说更自然)的去理解、考虑的,是民族关系、社群关系。大多人都理所当然的以民族利益之上的角度去思考和判断。超越民族、社群,追寻更为普适的价值是很困难的,要承认大多人都有局限性,很难做到这一点。
KSG的著名教授Ronald Heifeitz虽然不对东亚关系没什么深入的了解,但是在去年一个讨论会上有一个观点是好的,东亚的问题,是需要加害者(日本)及受害者(中、韩等)相互沟通、加深理解。这种理解不是泛泛的理解,而是深刻的理解,深刻的认识。加害国要首先从受害国的角度来考虑,理解受害国所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(就是前面所说,要求加害者反省自身罪行,并行道歉);同时,要理解受害国思维上的特定倾向——就是从一开始,自然地从民族与民族间的加害、受害这个角度来看问题;其次,受害国也应考虑加害国自己的受害者身份——其一是加害国的平民(这个理解、认同就有很大的潜在障碍,并且有很多敏感的伦理问题,比方说,日本打的是全民战争,那么普通国民在战争中的伦理责任是什么?涉及个人与国家、民族、政府行为的关系);其二是加害者(即军人们)自身的受害者身份——这就是更高境界的一种几乎有宗教情怀的人道主义认识了:对方加害于你,比方说杀了很多人,自己也是自己罪行的受害者——比方说今后一生受负罪感折磨)。但这种人道主义关怀恐怕只有少数有宗教情怀的人才能认识,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太多意义。更不能以此来要求、期待大多数人。
(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官方态度——要区分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,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——这个有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法特点的态度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,但是今天这种说法在普遍国民中间恐怕很难有更深的共鸣。更多人是以民族国家的根本立场来看问题;这也说明民族、文化这种更为基本、传统的社群观对人的影响更大;除了阶级分析法以外,另一种能超越这种社群观的更普适的价值恐怕就是宗教了)
像日本原爆题材的反战电影,以及《再见荧火虫》这样的电影,皆有其很深的内涵,对于东亚观众而言,是了解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(及反战主义者的反战观)值得一看的电影。在我们看来,它们必有其特定的局限性,但对于受害民族而言,能看到加害国普通人受到的伤害,并形成某种同情与共鸣,即能超越民族界限去反对战争了。
前面所说,日本的一些自由主义者、和平主义者对其反战心理,有“自满”的情绪,也就是他们大概认为自己反战主义,以及这些反战题材的作品是充分的,是很有力的,能带来普遍共鸣的。这样的看法恐怕是幼稚的。原因就是我们上述的分析。在处理人与战争的关系上,
要真正的去叙述普遍的人,要正视日本的加害者身份,而不片面强调日本的受害者身份;仅从日本受害者身份去阐述战争的罪恶,似乎也确能达到反对战争的直接效果,但这种反战主义必有其局限性——难为东亚加害国国民接受。同时,自满地、顺理成章地采用这种反战观也是危险的:这种反战主义,很可能“方便”地回避了日本对加害者身份的反省。
由于几个民族间的历史经验十分不同,要能跨越因各自思维的结构性差异所带来的隔阂、达成相互的理解、谅解,是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的。日本人要了解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对其反战主义有批评,有不安,理解作为受害者所具有的特定思维;中、韩等国家要理解日本其作为加害者与受第三方(美国)打击的受害者,在正视、反省自己加害行为,理解自己加害行为的受害者的经验上的障碍。
Friday, July 06, 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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