魯迅之所以留學日本，不單純是自我意願下的個人選擇，而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所使然。換言之，當時，在西方列強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壓力下屢屢戰敗的清政府，力圖改革自身的政治和社會制度，作為其中的一環，開始了海外留學生的派遣。特別是在向“東洋”日本派遣留學生上表現得尤為積極。
“洋務派”名臣張之洞（1837-1909）在其著書《勸學篇》（1898）中強調，“西學甚繁，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，中、東情勢風俗相近，易仿行”，他所說的“（留學）西洋不如（留學）東洋”，在當時似乎被當作了留學行動指南。
本來，魯迅對張之洞這樣的官僚並沒有好感，但從他的藏書來看，卻不得不說在某種程度上，他走上了張之洞所指引的道路。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編纂的《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——魯迅藏書研究》（湖南文藝出版社，1995年）中記載，魯迅留下了4,000多冊藏書，其中的日語書籍達995冊，幾乎佔了4分之1。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了解到，對魯迅而言，日語書籍曾是多麼重要的知識資源。
然而，在魯迅大量的藏書中，日本文學類的書籍僅有136冊，歐洲及蘇俄的思想、文化及文學相關書籍的數量則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。如此看來，可以毫不過分地說，魯迅是將東洋日本當作了通向“西學”世界的途徑和“管道”。
via nippo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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